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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：　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

贫与贱，是人之所恶也。

但就整个天体说，虽然很大，但仍是具体存在，因而有开始也有终结，即所谓大阖辟。心之神与事物之理，是主观同客观、反映同被反映的关系。

但是他又认为：盖仁义礼智皆是定礼，而灵觉之妙用无往而不行乎其间，理经而觉纬也。[50] 他以格物之物为万物，就是以客观物质为认识的唯一对象，主张向客观事物穷理，反对王守仁专求于心的方法。他认为道心固然是性，人心也同样是性，二者同具，并无主次之分。但是，他批判了先验性善论，却是有积极意义的。既然万物都是实有之物，气也是实有之物，万物又是如何从气化中产生的呢？他否定了气化的中间环节，认为气中具有万物之种。

阴阳之气，是一切造化的源泉和关键，他论造化过程说：太虚真阳之气感于太虚真阴之气，一化而为日、星、雷、电，一化而为月、云、雨、露，则水火之种具焉。是故虚受乎气，非能生气也。对于朱熹的这个思想，戴震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。

在他看来，朱熹在气上安排一个理作主宰，以理为如有一物，先于气而存在，这就是二本论而不是一本论。其二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，即由精爽进于神明，去粗取精。戴震的另一贡献是，对理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，从而批判了朱熹的唯理论。[79]《天道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

故归于必然，适完其自然。他认为，人性包括三个内容，即欲、情、知，三者都是血气心知之自然。

他提出举声色臭味，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，虽然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，因为客观世界的物质及其属性是多种多样的，仅仅用声色臭味是不能包罗无遗的。要认识事物之理，必须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[88]。但是，颜元并不完全反对读书，他也承认，读书是穷理中一事。颜元说：非情、才，无以见性。

他并没有全面结束理学，但是他完成了王夫之所未能完成的任务，特别是在人性论的问题上，给了理学一次彻底清算。他更不否定穷理，但穷理之学，不仅仅是读书，主要是靠践履。再经过心思贯通，求得事物之理，这就是致知。人要生活，必然取得外物的资养，以供身体的需要，这就是欲。

这就使格物致知之学直接具有实践的意义，这是认识论学说的一大发展。从主观方面说，并不是说有一个理先验地具于心中，心的作用就在于反映或认识事物不易之则，譬如以光照物那样。

[16]《明明德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[110]《理》，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。

戴震强调指出：人道本于性，而性原于天道。苟知问学犹饮食，则贵在化，不贵在不化。这就是戴震的穷理之学，也就是格物致知之学。[19]《性图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二。他认为，读讲经书，身心有所依据，不至纵放。总之，他认为格物之物，是指客观事物，格物之格，是指主观对于客观的作用，格物之学就是通过改造客观事物的实践活动，达到对于事物的认识。

他又说：盖吾儒起手便与禅异者，正在彻始彻终总是体用一致耳。陆世仪（1611－1672）在理气问题上没有摆脱朱熹思想，但在人性问题上主张性不离气质。

天地间只有一本，那就是阴阳气化。而乃他处多乱，何也？以此知朱子识诣之高，而未免惑于他人之见耳。

一言乎分，则各限于所分。但戴震所谓性善，同宋儒有很大区别。

孟子于百说纷纷之中，明性善及才情之善，有功万世。看来，王阳明的错误是明显的。[12]《性理评》，《存性编》卷一。他认为，程、张、朱等人分性为两等，从根本上错了。

但观之孔门，则以读书为致知中之一事。形而上之道，也就是气化流行的过程。

首先，他批判了所谓静坐澄心，体认天理的认识方法。前者反映事物的外部属性，后者反映事物的内部本质。

因其神灵，故不徒曰气而称之曰精气。当然，戴震思想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。

他认为，持理具于心说，无不以意见当之者，这叫先入之见。何也？‘穷理居敬四字，以文观之甚美，以实考之，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，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，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，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，主一无适为居敬功夫，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。所谓人无有不善，即能知其限而不逾之为善，即血气心知能底于无失之为善。理是条理，是文路子等话，朱熹也是说过的。

这个学派以富于批判精神而著称。总之，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实用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，开始批判理学道德性命之学。

（二） 在认识论的问题上，戴震坚持了一条比较彻底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，即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路线。戴震认为，阴阳五行是天地万物的本体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他和王夫之基本上是一致的，不过王夫之更加强调理性的作用，戴震似乎更加强调感性认识的作用。这不仅批判了程朱的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的客观唯心论，而且批判了王阳明的心即理的主观唯心论。